在法学领域，是与应当的两分法为奥地利法理学家凯尔森所继承，他的纯粹法理学之所以可称为纯粹，就在于他严格地贯彻了新康德主义的教条，彻底区分了应然问题（应当）和实然问题（是），并以此为理论前提，发展出一套以基本规范为前提的规范法学。

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前者研究制度，后者则研究人，而对人的研究，特别需要面对面（face to face）的接触才能深入，研究成本更高。而按照目前制度设计，初任法官的遴选仅限于基层人民法院。

徐向华课题组：《审判委员会制度改革路径实证研究》，载《中国法学》2018年第2期。90. 参见曹士兵：《最高人民法院裁判、司法解释的法律地位》，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3期。而且，他们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受到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并参与该基金会资助下的中国法官培训，也得以有更多机会表达司法改革的意见。不过，早在2000年代，白建军和朱景文就做出了开创性研究。而曾经最接近于现代司法理念的制度实践，就是齐玉苓所引发的宪法司法化问题。

内容提要：司法研究是贯穿近40年法学学术研究的重要线索。方流芳、傅郁林、廖永安较早研究了诉讼费用的收取、流变以及与法院财政的关系。但在它前面加上各种限定成分、组成偏正短语时，群众又会呈现出鲜明的差异性和等级性。

请问北京除了我们两三万较有组织的学生而外，其余那里有一个群众？唉。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对群众概念的关注和讨论愈加热烈。领导群众者须具备相应的体格、才能、威望和修养。 在随后发表的文章中，毛泽东赋予民众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而近代中国的现实则是农民占据人口绝大多数、产业工人的数目和力量极为弱小，二者之间反差极大。文中写道：本篇据英人的尔西Dilthey译法儒李般Le Bon氏所著国民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People为蓝本。

1920发表于《东方杂志》的一篇译文，不仅继续阐发群众心理的基本特性，个人在群体中精神状态和自我意识的变化，以及群体中的同情、暗示、模仿等互动机制，更栩栩如生地描述了群众和群众运动带来的思想刺激：在一人独处时，总以为何等伟大而有力，一入群众中，便觉得自己微渺不足重了。与勒庞同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塔尔德和稍后的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是群众心理学理论大厦的重要奠基者。领导群众需要多种策略，如见机立应、侦察群情、感召群众、善用暗示、激励得法、任势利导、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等等。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首要问题是要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区分敌友的基本依据则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

 在群众心理学流行、群众污名化日盛的民初知识界，这篇文章是为群众正名的一次有力尝试。同年，罗家伦在总结五四之后一年来学生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时，明确将群众和群众运动视为一种极重要而又极难得的东西。1923年中共三大确立与国民党合作的方针，将排除外力及军阀的国民运动作为主要任务，但同时也通过了关于劳动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议决案。作者将古罗马平民对贵族的斗争、法国大革命、英国宪章运动、美国工人示威活动等皆视为群众运动的例证，高度肯定了群众运动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世界上的社会，自古至今，不外一部群众运动的历史。

在1921年出版的《群众心理学与自我分析》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群众心理学要解决三个基本问题：群众是什么？它对个体怎么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个体转化的实质何在？他用爱欲、里比多、本能、恋父情结等概念来回答这些问题，从而将勒庞的思想纳入自己的精神分析体系。1920年，《新群》杂志发表群众运动与中国之社会改造一文，称中国人民数千年来受专制的苦痛极深，由于人民没有彻底觉悟的、有完备组织的一种群众运动，上年五月四日北京学生的游街示威运动是中国群众运动的起点，此后中国的学生和商界才觉悟起来、组织起来。

群众需要引导，暗含他们的行为有盲目性，容易偏离正确轨道。 1918年，新创刊的《戊午》杂志以30余页篇幅，刊载了署名（法）鲁滂著、蕉岭钟建闳译的长文《原群》，其内容大致为勒庞氏《群众心理学》的前半部分。

 这三组词汇，实际上反映了群众概念在中共群众路线话语中的不同意涵和地位：主体性的、客体性的和策略性的。吾自归国以还，即以其著之群众心理为枕中秘本，顾其时止有英译、尚无日译也。故采其理论，引其义证，而别以鄙意判断之，作为兹篇。 直到1943年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1945年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干训团上，仍须讲授群众心理课程。中共一大纲领中提到了无产阶级、工人阶级，但未使用群众概念，而是以工农劳动者称之：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群众是人民的不彻底的具体化，是臣民向公民的过渡环节。

 或指众人，如身长九尺，腰带十围，于群众之中魁然有异。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检索，题名中含有群众心理字样的文章就有41篇，其他以群众为题而内容涉及群众心理的文章则有数百篇之多

罗的特权为井上哲次郎的《订增英华字典》（1884）接受，在日本普及定型。——译者注） 天职和直都作权利解，译者严复在注中解释为职分所应有者，但职分在《天演论》中又作义务解。

2.故生人之道，求自存以厚生，非私也，天职宜如是也。（引文中的下波线、下划线均为笔者所加，下同） 1.… so long as the independence of the new State is not acknowledged by other power. 不译：若他自未认新立之国， 2.Those powers are exercised by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subordination to the supreme pow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 译作权：盖此商会之行权凭本国之权， 3.Sovereignty is the supreme power by which any State is governed. 与supreme power合译作上权主权：治国之上权，谓之主权。

一、概念与概念范畴 影响翻译的有诸种因素。不懂译词就读不懂译文。罗似乎是想努力译出right与生俱来的含义。二、词语的意义网络中外不完全吻合。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丁韪良的实际翻译。严复说：窃以谓（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

所谓周边义就是联想、评价、文体、感情色彩等附属义，这是具体语言社会所规定的意义要素，具有强烈的文化个性。丁韪良在以后的翻译实践中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他在《公法便览》（1878）的凡例中说： 公法既别为一科，则应由专用之字样。

笔者不赞成不可翻译论，沃尔夫假说其实是立脚于词这一层级的，在词这一级层次上，我们可能没有百分之百的等价物。第3例说恕道可以适用于个人之间，而不可用于国与国之间。

 又说：大抵取译西学名义，最患其理想本为中国所无，或有之而为译者所未经见。通行之权利即right to pass。所谓调整，即语言社会不断地改变概念范畴的边界和范围：加入一些新成员，剔除一些旧成员。duty，300余例，obligation，150余例。

故原文内偶有汉文所难达之意，因之用字往往似觉勉强。后因偶披《汉书》，遇朱虚侯忿刘氏不得职一语，恍然知此职字，即Rights的译。

4.以谓天行无过，任物竞天择之事，则世将自至於太平。用古典词对译西方的大词至少在初期阶段有以下一些常见的问题： 一、词语的指称范围中外不同。

这一过程笔者称之为再范畴化。如上章爰得我所，其义正同，叠引《管子》孤寡老弱，不失其职，使者以闻，又《管子》法天地以覆载万民，故莫不得其职等语。